“药王”孙思邈，隋唐医学的代表，不事权贵济
隋唐时期的医学有了很大发展，当时首都设立太医署，主管全国医学教育，培养医学人才。太医署划分医学和药学两部，设有专职的医疗、教学、行政、药工人员。
医学部设四科，即医科、针科、按摩科、咒禁科。在医科内部，又包括“体疗＂（内科）、＂疮疡＂（外科）、“少小＂（儿科）、 ＂耳目口齿＂、＂角法”（理疗）五个专业。
根据各专业的教学内容，决定修业年限，内科七年，外科五年，五官四年，理疗三年。
药学设有药园300亩，专门培养学生种药、采药、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和技能。
隋唐时期名医辈出，巢元方、孙思邈、张文仲等都是杰出的医学家。隋朝的巢元方主编了《诸病源候论》，这是我国第一部病源症候学的专著。这部书完成于大业六年(610)，全书共50卷，把病源分为67门，列出各种症候1700余条。
这部书不仅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和症状，而且包括疾病的诊断和预防。书里列出的主要疾病有中风、风湿痹、虚劳、伤寒、天花、霍乱、症疾、痢疾、水肿、黄疽、消渴、脚气、呕秽、痔疼、痀疽等。包括了内、外、 妇、儿、五官、神经等科，每科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说明。
例如在妇产科里，即分为妇女、杂病、妊娠病、将产病、难产病、产后病 五类。其具体内容包括月经不调、白带、子宫脱出、乳腺炎、妊娠恶露等。
早在1300年前，我国就掌握了这样完备的医学知识，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
《诸病源候论》突出成就之一，是对各科疾病病源的认识具有很高的水平。例如在＂瘟病候”中，已经认识到某些传染病是由外界有害因素所引起的，这些因素不仅能“多相染易”，而且可以预防。
又如对“虚劳咳嗽候＂的解释也合乎现代科学原理，作者说：“虚劳而咳嗽者，肺腑气衰，邪伤于肺故也。久不已，令人胸背微痛，或惊悸烦闷，或喘息口气或咳逆唾血，此皆脏腑咳也。”
《诸病源候论》的另一特点是对于各科疾病的症状都作了详细说明。例如，关于眼病作者列出38条；妇女病列出140条，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医学宝库。
唐朝还编了一部新药典，即《新修本草》，这是世界第一部官修药典。我国古代相传的药典是《神农本草》，只记载365种药，梁朝陶弘景增修以后，共700余种。
唐高宗显庆二年(657)，太医苏敬等上书建议重修《本草》，唐政府征集20余人编写，用两年时间完成，定名为《新修本草》。全书56卷，记载药物850种，这本书的特点是以图为主，图文并茂。
在编写过程中，唐政府曾通令全国，令各地选送地道药材，以之作为实物标本，描绘其图形，并详细介绍其产地、形态、性味、功效和主治，以便正确地识别采集和加工使用。在我国药物学史上，药图篇幅超过本草文字者，它算是仅有的一部。
这本书的另一特点，是继承了《本草经集注》的成果，并加以补充，使本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。如其中记载用白锡、银箱、水银制造的采合金“银膏”补牙，显然是唐朝群众的发明创造。这种方法欧洲在19世纪才开始使用，比我国晚了1100多年。
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(581-682)，是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名医。他是京兆华原人，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士，他不就；唐太宗初年到了长安，授给他谏议大夫的官职，但他仍然不愿做官。
他年纪虽然大了，仍经常深入下层，不辞辛苦，不计报酬，不怕肮脏，甚至对那些“疮痪下痢，臭秽不可瞻视，人所恶见＂的患者，总是想方设法予以治疗。
在医疗方面，孙思邈精益求精。他不仅刻苦钻研医学典籍，直到“白首之年，未尝释卷＂，并认真总结临床经验，在反复实践中提高医学水平。他还经常学习民间的医疗经验。
孙思邈既博采诸家之长，又富于革新精神，这使他的理论和实践都突破了过去《黄帝内经》和《神农本草》的旧框框，使我国医学“至唐而一变”。
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动，他从病理、治疗、 药物、方剂等基础理论，以及内、外、儿、妇、针灸等科，进行全面总结，于永徽三年(652)写成了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。全书共30卷，分为232门，方论5200首。全书包括＂脏脉之论，针灸之法，脉证之辨，食治之宜；先妇女而次婴孩，先脚气而后中风”。 以及瘫疽水肿，七窍之病，五丹之毒，备急之方，养生之术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