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极端主体性的背离

冯至（1905—1993）比卞之琳（1911—2000）大六岁，属于“五四”以后开始写新诗的第二代诗人，和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梁宗岱、李金发同属一代。而卞之琳自认为是第三代①。这种代际的划分使得卞之琳在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的问题上天然有一种开放的姿态。冯至的诗也具备“化欧”“化古”的特征，他与卞之琳同为北京大学学生，都在读书期间开始写诗，卞之琳是在英文系，冯至是在德文系，专业的选择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。冯至有个叔叔名为冯文潜，当属中国最早留学德国研究哲学、美学的学者之一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冯至很快就能阅读德语文学的原典，对席勒和诺瓦利斯推崇备至，并以后者为研究对象，于1930—1935年在海德堡攻读博士学位。冯至也很早就注意到了里尔克，但对于其真正意义所在，却要到海德堡深入研修之后才有体会。直至20世纪40年代冯至创作十四行诗，里尔克对他的影响才开始显现。与冯至相比，卞之琳极少阅读德语文学作品，主要关注的是英国抒情诗、法国象征派，师承徐志摩与梁宗岱。同时值得一提的还有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，可惜迄今受到遮蔽。

除了闻一多，卞之琳和冯至也称得上新诗史上极为看重诗歌形式和技巧的诗人，这常常表现为他们诗中所映射的“元诗”②结构。他们的诗学思想总是围绕着一个设问：如何在一种非个人化的、以客观性凸显现代性的诗中，不是仅仅蹈袭西方，而是能够葆有“汉语性”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冯至虽然少有理论阐述，却在诗歌实践中多有无声的尝试。相形之下，卞之琳更愿意公开质疑，并与诗评家就方式和方法展开讨论。关于他的一些观点我们将在这里特别予以考察。

早在1925年，年仅19岁的冯至就发表了他的处女作，1929年出版第二本诗集《北游及其他》大获成功，鲁迅称赞他是“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”③。冯至的诗句塑造了抒情主体不言而喻的激情反叛形象，触碰到了时代的神经。他从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中抽身而去，拒绝维持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虚假的一团和气，转而以一种狂飙突进的主体性的表达来呈现日常现实。而外部世界——就像他在长诗《北游》中展示的那样，变成了自我认知世界里的符码。所有的印象都已解体，被重新组装，拼贴成倦怠或古怪的图像，折射出情欲的幻想和对社会的绝望。这种排挤一切、支配一切的自我意识的逻辑，借“蛇”的隐喻表现出来：

我的寂寞是一条蛇，/静静地没有言语。/你万一梦到它时，/千万啊，不要悚惧！//它是我忠诚的侣伴，/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：/它想那茂密的草原——/你头上的、浓郁的乌丝。//它月影一般轻轻地/从你那儿轻轻走过；/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/象一只绯红的花朵。④

“蛇”在这里成了抒情“我”的无从掩饰的欲望的化身。情人的客观本质被销蚀了，充溢着过于强烈的主观激情，并以爱的名义闯入特定的世界：“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/象一只绯红的花朵。”这种以“蛇”自况的极端主体性被冯至称为“忠诚的侣伴”，这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是不能舍弃的。但到了1941年，当他对抗沉默、写诗逾十五年后，却突然发生了自我的背离。现在他深信，这种狭窄的自我造成了他以往写作的危机：“那时我们用简单的/文字/写出简单的诗文；/那时我们用幼稚的/文字/写出幼稚的思想。”⑤只有突破这种狭窄，才能克服“简单”和“幼稚”，向着一种全新的、成熟的创作迈出第一步。而成熟的写作理应与苦闷保持距离。关于那一时期的诗，他反思道：

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、个人的哀愁，如果说它们还有些许意义，那就是从这里边还看得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。⑥

突破的到来是在1941年，当时冯至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去上课，来回十公里的路程是很好的散步，他也因此成为里尔克诗学意义上的一个观察者。冯至写道：

一人在山径上、田埂间，总不免要看，要想，看的好象比往日看的格外多，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。⑦

以这种方式看人观物，往往可以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，让观察者总有新的发现——发现隐藏在被观察对象之中的真实的现实，这种真实同时也是普遍意义上可以被认知的人类自身的一个镜像。细致入微地观看世界的抒情“我”现在变成了一个讲述者、一个报告人，外界变成了一幅画，被实体的画框框住。而那些令人情绪激动、给人带来创痛的经历，可以在画中得以倾诉，在读者的眼前呈现：